【案例】曾高德、任鐘德聚眾斗毆案（（2016）深01刑終100號）

　　【裁判理由】周基文沒有糾集他人，也確有證據證實其勸過任鐘德不要把事情搞大，可見其對聚眾斗毆的引發并非持積極態度，其主觀上沒有聚眾斗毆的故意；客觀上，從現場的情況來看，周基文沒有主動毆打對方，從現有證據來看，還不能認定周基文是聚眾斗毆的積極參與者。
 

　　【案例】李某茂、林某城聚眾斗毆案（（2018）深1581刑初556號）

　　【裁判理由】經查案卷材料，被告人林某城供述林某偉大聲責怪對方撞了人還要走，對方邊罵粗口邊動手揪林某偉的胸口衣服，林某偉就與對方打起來，被告人林某城就和家人趕過去幫手，繼而引發雙方斗毆。隨后，李某茂一方走到醫院門口糾集幾十人，手臂上綁著紅色塑料袋及部分人持械，沖進醫院內，圍毆林某城一方。該供述有被告人李某茂、同案人林某偉、林某彪、林某弟、林某旋等人的供述及證人林某妹的證言予以印證。據于上述事實分析，在第一次打斗中，被告人林某城等人見其家人被對方毆打的情況下，沖過去幫手才與對方斗毆，事發突然，雙方系自發打斗，本次打斗被告人林某城的行為不符合聚眾斗毆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在第二次打斗中，被告人林某城等人見其家人被對方幾十人圍毆的情況下，沖過去幫手，其行為具有一定的防衛性質，且沒有造成重大損害，根據本案現有證據，被告人林某城缺乏聚眾斗毆的主觀故意，客觀行為具有防衛性質，認定其構成聚眾斗毆罪證據不足，依法應認定被告人林某城無罪。
 

龍華律師歸納聚眾斗毆案無罪裁判案例"title="深圳打官司的龍華律師歸納聚眾斗毆案無罪裁判案例" />
 

　　【案例】江先文聚眾斗毆案（（2017）深0203刑再1號）

　　【裁判理由】本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原審被告人江先文犯聚眾斗毆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理由如下：

　　（一）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原審被告人江先文主觀上具有聚眾斗毆的故意

　　1.江先文雖客觀上參加了江某1組織安排砸鎖送電的會議，但手機短信照片及東妮婭公司一方被害人、證人和被告人江先文均證實，江某1組織東妮婭公司男性中高層領導開會，吩咐大家到配電室去，由張某負責砸門鎖，其他人負責將龍得公司人員阻攔開，并要求前往送電的人員不要與對方打架，一旦發生沖突立即報警，同時安排工作人員攝像。上述事實說明江某1召集東妮婭公司中高層領導開會布置的是強行送電事宜，并未要求公司人員采用武力手段強行送電。

　　2.羅某的證言證實，東妮婭公司人員在西餐廳集中時有保安拿了棍子但被江先文制止，這與被告人江先文供述“其在西餐廳集中時對己方人員強調不要打架”可以相互印證，上述行為系嚴格執行江某1會上明確的“不要與對方打架”的指示。故在沖突發生前，江先文主觀上亦不具有聚眾斗毆的故意。

　　3.羅某、陳某3、張某的證言證實，江先文與東妮婭公司一方人員下到配電室后，安排張某負責砸配電室門鎖，江先文帶人將守在配電室門口的龍得公司人員阻隔開。在沖突發生后，江先文讓對方把棍子放下，并叫林某2用攝像頭攝入現場情況，并在沖突發生后多次喊“報警”、“攝像”，上述證言與江先文的供述可以相互印證。這也從客觀行為上印證了江先文在沖突發生后不具有與龍得公司人員強行武力相抗的主觀心態。

　　（二）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原審被告人江先文等東妮婭公司人員在現場使用器械斗毆

　　1.在案證據證實，東妮婭公司一方下到配電室只帶了一把砸鎖用的鐵錘，張某在砸鎖時，龍得公司徐某被揚起的鐵錘磕落門牙，但該鐵錘只用于砸配電室門鎖，不屬于東妮婭公司一方為斗毆事先準備和使用的器械，徐某的傷也不屬于雙方斗毆中造成。

　　2.證人羅某、傅某、陳某3陳述，在沖突發生時聽到有保安喊“守住門口，出來一個打一個”，而后幾個持棍保安守在門口；證人江某2通過監控錄像辨認，有三名疑似東妮婭公司保安員持棍。東妮婭公司三名保安跟隨前往配電室及逃跑出來持木棍守在樓梯口的行為，是否具有斗毆的意思表示且是否屬保安個人的“實行過限”，目前無法查證，但依在案證據來看，沒有證據證明三名保安的持棍行為系受被告人江先文的指使和授意，亦沒有證據證明上述三名保安客觀上實施了持棍斗毆的行為。因此，以保安的行為來認定“雙方人員持械斗毆”缺乏事實依據。

　　3.證人羅某、傅某均證稱證人陳某3有喊拿菜刀去但未拿，其他人也沒有按陳某3所述去拿菜刀，沒有證據證實東妮婭公司人員持菜刀與龍得公司人員對打，故陳某3喊拿菜刀的行為在本案的發展過程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江先文等人“持械斗毆”沒有事實依據。

　　（三）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原審被告人江先文客觀上實施了聚眾斗毆的行為

　　1.從雙方人員現場行為來看，江先文等東妮婭公司人員大部分為公司中高層經理，沒有攜帶器械，而龍得公司人員為新招年輕保安，事先準備了木棍、鋼管等工具并攜帶到現場。林某1、蔡某、葉某、吳某、胡某等人的證言證實，其在沖突中持棍追打對方，對方大部分人跑掉，只剩下江先文等人。這說明沖突發生時，龍得公司人員力量明顯占優勢，并持棍積極追打東妮婭公司人員，東妮婭公司人員在沖突中處于挨打、后退、逃跑的狀態。

　　2.蔡某、葉某、吳某、陳某1、張某、羅某、傅某、江某2、陳某3、江某3、繆某的證言證實，沖突發生后，龍得公司一方指示“為主打光頭保安部經理江先文”，江先文在沖突現場被龍得公司一方人員圍毆。這說明江先文系龍得公司人員主要追打的對象，從沖突發生的結果也可看出，東妮婭公司一方江先文等在沖突中受傷，系被打的一方。

　　3.林某1、蔡某、葉某、吳某、胡某等人的證言陳述了龍得公司人員持棍追打東妮婭公司人員的具體情況，但未就東妮婭公司人員與龍得公司人員對打情況進行陳述，包括誰與誰打、對打人員的特征、打斗的方式等，可見雙方沒有具體的對打表現。林某1陳述沖突發生時，江先文有說“這些人就是欠揍”，蔡某陳述江先文有喊“打就打”，然二人陳述無法相互印證，也不能得到其他證據佐證，不足以采信。
 

　　【案例】陳強聚眾斗毆案（（2015）深刑初字第146號）

　　【裁判理由】本院認為，根據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公訴機關所舉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所指控的被告人陳某犯聚眾斗毆罪的事實。公訴機關舉示的證據，不能相互印證，不能形成嚴密的證據鏈，達不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理由是：1、無證據證明被告人陳某在斗毆現場。被告人陳某一直供述，案發當天，因中午喝多了酒，在下車時，不小心吐痰到一年輕人身上而發生口角，并揪扯打斗至一巷子里，對方竄出四五個年輕人持刀將他砍傷倒地。證人李某蘭、戴某榆的證言雖然證實有兩伙人斗毆，但證人李某蘭不認識這些打架的人，經辯認，證人戴某榆未辯認出參與打架的人。2、無證據證明雙方斗毆的人員情況及雙方斗毆的起因。公訴機關雖提供了匿名舉報信件及情況說明、深昌縣公安局刑偵蓮塘中隊情況說明，該兩組證據雖對斗毆的情況及人員做了說明，但經法庭質證，舉報信件為匿名信件，舉報電話經查為無身份證辦理的手機卡，不能認定該兩組證據的真實性。故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刑法上的聚眾斗毆罪，懲處的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只能證明案發當日有兩伙人斗毆，但具體斗毆人員不明。被告人陳某當日在案發地受傷，公訴機關所舉證據無法證實被告人陳某參與聚眾斗毆與被告人陳某自述被人圍攻砍傷是同一件事情，不能排除被告人陳某自述的真實性。綜上，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陳某構成聚眾斗毆因證據不足，不能成立。

　　【案例】謝金聚眾斗毆案（（2017）深01刑終1377號）

　　【裁判理由】一、本案多名被害人對上訴人謝金的指證與事實不符。

　　（一）被害人楊某1在偵查階段所作的陳述及辨認筆錄對犯罪嫌疑人的描述與上訴人謝金本人的實際年齡、身高特征均存在較大差異，其證言的真實性存疑。（二）被害人賴某1在第一次辨認上訴人謝金照片（身份證照片）時認出了上訴人謝金，但在第二次辨認（上訴人謝金的近照）時，無法辨認出謝金。由于被害人賴某1在第一次辨認時未滿十八周歲（差兩個月），當時沒有監護人在場，程序上存在瑕疵，而公安機關對該瑕疵已無法予以補正，因此，被害人賴某1對上訴人謝金的指認本院不予采信。（三）證人李某1案發時十四周歲，系未成年人。其在第一次辨認時沒有監護人在現場，該次辨認程序存在瑕疵，且公安機關未予以補正，無法作為本案證據使用。在第二次辨認時，其辨認筆錄雖顯示有荔灣區秀水居委會工作人員謝某作為見證人的簽名。但對該見證人在證人李某1辨認時是否在場的問題，事后經公安機關多次補正，仍無法予以核實，而見證人謝某本人在荔灣區人民法院重審本案時也拒絕出庭對相關問題進行說明。因此，由于取證程序存在瑕疵，且未能得到補正，證人李某1的證言，本院不予采納。（四）由于本案證據材料中并沒有證人張某2的辨認筆錄，無法確認其所指認的（2）號男子就是上訴人謝金，其證言本院不予采納。綜合上述被害人一方參與斗毆人員的言詞證據來看，雖然參與此次聚眾斗毆的被害人一方八人中，有三名指認在案發現場看到上訴人謝金實施了毆打行為，其中有一人指認只是在案發現場見到上訴人謝金。但上述陳述與證言之間存在多處矛盾：一是在具體的毆打行為與使用的兇器上，被害人楊某1的陳述與另外兩名在場證人張某2、李某1的證言不一致。二是在上訴人謝金是否參與了毆打行為這一事實上，被害人賴某1的陳述稱與另外三人的陳述的內容明顯不一致。三是由于謝金是后期被抓，證據中缺乏證人盧某1、張某1（外號“胖子”）、黃某、張某2、劉某、肖某1、吳某1、毛某1等案發時其他人對上訴人謝金的辨認筆錄。

　　二、多名同案人對上訴人謝金的指證前后矛盾。

　　（一）同案人趙某1案發時十六周歲，系未成年人。其辨認能力與成年人相比較存在一定的差別。案發時參與打架的人數眾多，現場較為混亂，光線較暗，連趙某1自己都供述當時光線較黑，其看得模模糊糊，其只是憑身材矮胖而指證上訴人謝金。同案人趙某1在案發后與本院提審的筆錄內容均反映出，其無法確認自己之前在公安訊問階段所指認的“謝金”是對方的人還是自己一方的人，其對上訴人謝金的辨認筆錄真實性存疑。（二）同案人吳某2在案發后雖曾指認上訴人謝金參與了此次聚眾斗毆。但其與謝金意外同倉后，完全否認了自己在公安偵查階段對上訴人謝金所作出的指認。因此，吳某2在偵查階段對上訴人謝金的指認前后矛盾。

　　綜上，雖然本案有多名被害人與同案人指證上訴人謝金參與實施聚眾斗毆的犯罪行為，但涉案雙方人員對上訴人謝金的指證，一部分在內容上存在諸多矛盾，且無法予以排除，另一部分在程序上存在瑕疵，未能予以補正，因此均無法作為定案的依據。

　　三、有證據證明上訴人謝金案發時不在現場。

　　（一）上訴人謝金一直辯稱案發期間自己在深圳，案發時自己正與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前同事聊天。其家人也向公安機關提交了案發期間的聊天記錄照片與聊天所使用的電腦。公安機關在偵查本案過程中，并未調查核實上訴人謝金的無罪證據，且對于上訴人謝金家屬提供的證物（聊天電腦主機）所出現損壞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因此，對上訴人謝金所提供的上述案發時不在現場的證據本院予以認可。（二）公安機關雖發現上訴人謝金實名購買了2015年8月4日19:34列車C7080（廣州東至深圳）的車票，該購票記錄雖能證明上訴人謝金隱瞞了自己在案發期間曾來過廣州的事實，但由于公安機關并未取得謝金此次到底是何時前往廣州的證據，因此，該證據雖能證明謝金對某些事實存在隱瞞真相的可能，但并不能據此認定，上訴人謝金在8月4日之前來過廣州就一定參與了此次7月30日的聚眾斗毆犯罪行為，所以該證據事實與本案的關聯性較弱，不能作為據以定案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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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安機關的破案過程不自然，不能反映公安機關如何發現上訴人謝金有作案嫌疑。

　　公安機關針對如何鎖定上訴人謝金成為本案的被告人，以及如何據此認定謝金參與了此次犯罪行為，一直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僅出具了一份情況說明稱經采用技術手段篩選出當時的涉疑人員，再逐個找被害人、見證人對篩選出來人員逐個進行排查而鎖定上訴人謝金成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但上述說明，并未明確具體采取的是何種技術手段來進行篩選。后經一審法院查證，公安機關是通過同案人吳某2、趙某1在案發期間的電話通訊記錄查到有人曾撥打一個134××××3905的號碼，據此號碼查找到該號碼系使用謝金的身份證注冊登記，從而鎖定上訴人謝金，再將謝金的照片給被害人及同案人指認，而確認謝金參與了本案。現有的證據僅能證實公安機關鎖定上訴人謝金的電話號碼是一惠州號碼，但并不能證實該號碼系用謝金的身份證登記注冊。即使該號碼登記在上訴人謝金名下，也并不能證實上訴人謝金在案發期間持有或使用過該電話號碼，而本案上訴人謝金一直辯稱自己從未去過惠州也未使用過該號碼。根據同案人吳某2與趙某1的供述能證實，案發當晚，參與斗毆的人主要是同案人“阿某1”糾集的，而并非吳某2與趙某1糾合而來。在主犯“阿某1”尚未歸案的情況下，公安機關如何據此認定上訴人謝金就是被糾合的人員這一事實存疑。即使同案人吳某2、趙某1有糾集他人，但如何憑借案發期間與吳某2、趙某1存在聯系就一定認定當時上訴人謝金是被糾集的同案人這一事實也存疑。綜上，公安機關鎖定上訴人謝金成為本案犯罪嫌疑人過程的合法性以及其據此取得的證據與本案的關聯性均存在諸多疑點，無法作為本案據以定案的證據。
 

　　【案例】李澤友聚眾斗毆案（（2020）深05刑終176號）

　　【裁判理由】本案中，以姚某、楊某為首的一方首先踢車敲窗以及用語言進行挑釁，進而對李某2拳打腳踢，林某、李某1、李澤友等酒吧保安工作人員聞訊后分別持棍前往現場制止并將楊某等人打致輕微傷，姚某、楊某等人為找回“面子”沖進酒吧保安室拿出棍棒，姚某還掏出隨身攜帶的槍支，再次對李某2、林某等人進行威脅、毆打。姚某、楊某酒后為尋求精神刺激，無事生非，挑起事端，在酒吧毆打、恐嚇他人，李澤友等人作為該酒店的保安，在酒吧經營者李某2被姚某等人實施毆打時從保安室持棍棒沖上去將楊某等人打致輕微傷，系出于保安維持酒店秩序的職責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其行為具有防衛性質，李澤友主觀上并不具有斗毆的故意，其行為明顯區別于社會上不法團伙出于報復、爭霸等流氓動機和目的、糾集多人或者事先準備打架斗毆的聚眾斗毆行為，故李澤友的行為不構成聚眾斗毆罪。同時，李澤友的上述行為不屬于隨意毆打他人，不符合尋釁滋事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故亦不構成尋釁滋事罪。李澤友等人在李某2遭受姚某等人圍毆時持械沖上前，出于保安職責解救正在遭受侵害的酒吧老板李某2，雖然具有一定的防衛性質，但是其行為方法不完全符合保安職責，具有故意傷害的性質，因后果僅致人輕微傷，不宜以故意傷害罪評價，其行為不構成犯罪。
 

　　【案例】騰燕、楊應權聚眾斗毆案（（2018）深1129刑初55號）

　　【裁判理由】本院認為，被告人楊應權因偶發矛盾而電話通知其子楊杰回來處理而引發案件。在楊杰、閔勇、鄧洪江對自訴人騰燕經營的風情港灣音樂城進行打砸，并對音樂城服務員魏某等人實施毆打的過程中，被告人楊應權對楊杰等人的行為進行了勸阻。被告人楊應權對受害人魏某積極予以賠償，并取得其諒解。被害人魏某對本案的發生具有一定的過錯。被告人楊應權在整個過程中，并未對其余人員實施毆打，也未對風情港灣音樂城的財物進行打砸，故被告人楊應權的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
 

　　【案例】唐震、劉永祿、劉永紅等7人聚眾斗毆案（（2019）深0811刑初25號）

　　【裁判理由】本院認為，聚眾斗毆罪，是指為了報復他人、爭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當目的，糾集眾人成幫給伙地互相進行毆斗，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從本案查明的事實分析被告人唐震、呂后學、羅成與劉永祿、劉永紅、張仕青、茍元兵兩方均是自行到廣元市昭化區虎跳場鎮\\'天籟之音\\'KTV酒吧喝酒，在相互敬酒的過程中氣氛友好，后因酒后在天然氣管道安裝問題上認識不一致發生語言辱罵、肢體推搡后，相互打架，相互造成對方輕微傷，經過協商達成賠償協議并相互諒解。首先，本案是由偶發的民事糾紛演變而來，被告人雙方在一致對外心理作用下試圖通過毆斗的方式達到泄憤，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目的，在主觀上并非出于爭強斗狠、稱霸一方等藐視國家法紀、社會公德的不法動機，不符合聚眾斗毆罪構成要件中行為人必須具有出于不法動機的主觀要件。其次，本案中雙方毆斗行為的規模不大，危害后果不嚴重，根據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不符合納入刑法評價打擊的標準，被告人的上述故意傷害行為符合刑法第十三條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因此，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清楚，但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侯文剛、萬良君、萬良勇等聚眾斗毆案（（2018）深0184刑初437號）

　　【裁判理由】首先，案發前侯文剛與萬良君的兩次會面，即發生爭執時與在餐廳遇見時，二人均未相約要通過“打架”來解決糾紛，侯文剛也證實萬良君沒說過“強龍壓不過地頭蛇”、“擺戰場”之類，侯文剛只是聽張某鳳及向某等人說過，以為萬良君要打他，所以提前做了準備。其次，根據侯文剛的供述是“如果談不好可能要打架”，所以他到現場的主觀目的也是想先通過“談”來解決他與萬良君的矛盾，如果談不好才可能打架。他通過向某叫萬良君過來，也說明他是想通過向某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糾紛。被告人毛杰輝、毛全云、侯生軍的供述也證明了這個事實。其三，根據侯文剛的供述，他買刀的目的是怕對方來打他，好拿出來嚇唬對方，也有一定的防御性目的。其四，侯文剛當時只叫了毛全云幫他買菜刀，毛全云買菜刀時也不知道侯文剛要做什么。被告人侯生軍、毛杰輝是下班時臨時碰到，侯文剛對他們說起這個事，此前與當時都沒有明確商量要共同打架，被告人毛全云、侯生軍等人是因他們都是老鄉還有點親戚關系，才主動上去幫忙。因此被告人侯文剛一方也不具備明顯的聚眾斗毆的主觀故意。通過以上分析，本院認為，本案應當屬于因萬良君正常履行職務而引發的一般打架斗毆行為，雙方均因害怕被對方打而攜帶工具到現場，都具有一定的防御性目的，均無聚眾斗毆的主觀故意，不符合聚眾斗毆罪的構成要件，不應認定為聚眾斗毆罪。被告人萬良勇持小刀刺對方一刀屬于違法行為，但因未對對方造成嚴重后果，尚未達到犯罪的標準，不構成犯罪。萬良君未實施犯罪行為，亦不構成犯罪。被告人侯文剛因與他人的小糾紛，便伙同毛全云、侯生軍、毛杰輝，在公共場所手持菜刀、木棒，隨意毆打他人，致二人輕傷，其主觀上具有為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的意圖，其行為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致二人輕傷，情節惡劣，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特征，應當構成尋釁滋事罪。

　　【案例】何某某、衣某甲犯聚眾斗毆案（（2006）深刑初字第02號）

　　【裁判理由】本院認為，被告人何某某在客觀方面，沒有證據證實具有聚眾斗毆行為，卻有證據證實其是被動挨打，而隨手所持生產工具進行防備，既不是組織、指揮、策劃的首要分子，也無證據證實其是直接致死、致傷他人的積極參加者，故不能成為聚眾斗毆犯罪的主體。在主觀方面，何是基于影響采金水道所引起的利害沖突原因，不是為了私仇、報復他人、爭霸一方或其他不正當的目的，也不具有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以搗亂為樂趣，尋求精神上的刺激或追求某種卑鄙欲念的滿足的故意及動機。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何某某犯聚眾斗毆罪的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其有罪。何某某的辯護人所提何聚眾斗毆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定性不當的辯護意見，予以采納。被告人衣某甲雖有糾集眾人持械毆打他人的事實，但僅是一方的糾集斗毆，有犯罪動機的非法性，另一方被告人何某某不具備聚眾斗毆的主客觀要件和犯罪主體，且不具有犯罪動機的非法性，故衣實施的聚眾斗毆行為不能構成聚眾斗毆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衣某甲犯聚眾斗毆罪，不能成立，不能認定其有罪。衣某甲的辯護人所提對指控罪名不持異議的意見，不予采納。  深圳律師事務所